賴賴家族聯絡簿

這篇文章是網友節錄＂數學與頭腦相遇的地方＂書中的一段文章，對於風險和恐慌有精闢的指引，大家看看，尤其是現在很恐慌的人，可以看一下，看完這篇文，我立刻去買這本書和思念很久的麵包。。感謝好心網友索尼的分享。。

    多年前，《新聞週刊》讓美國女性墜入一種恐慌的心態，因為它宣稱，35歲以上、受過大學教育的未婚女性，要想找到一位夫君的機遇比遭恐怖分子刺殺的機會還要小。雖然法露迪(SusanFaludi)在她的書《反挫》(Backlash)裡，把這報告中所謂的統計數字完全粉碎，但是"我們可以很精密地把風險數量化"的這個觀念，在西方人的心靈中仍然有一個很鞏固的地位。科學家、統計學家及決策者都把風險，如感染艾滋病、生乳癌、搭乘飛機、食物添加物、遭雷擊、或在澡缸中跌跤，各安上一個數字。 可是，盡管所有這些數字到處可見，(也許就因為如此)大多數人對風險都感到不知所雲。我知道有些人高高興興地住在加州的聖安德裡斯斷層區域(地震區)，但對乘坐紐約的地鐵卻感到恐懼(反之亦然)。我知道有些抽煙者受不了和一塊肥牛排在同一房間中相處，有些女人害怕避孕藥的副作用，卻敢大膽地去和陌生人發生未採取保護措施的性行為。

    對風險的估價很少是基于純理性思考的，即使大家都同意這些思考是什麼。我們對蘋果表皮分量幾乎可以忽略的"阿拉"(一種似蠟的商品的名字，塗在蘋果表層以保鮮。)感到不安，而對更高的、死于抽煙的幾率則聳一聳肩，非常疏忽。我們對搭飛機感到恐懼，可是不怕駕車。 即使日常生活中的樂趣，如吃食物及呼吸，也免不了被人懷疑。愛情一直都是帶有風險性的，而艾滋病使親密的接觸更危險。但從另一方面來說，沒有愛情，也許更危險。因為至少有一個研究結果這麼說：未婚的男性面臨早死的威脅，可能是他死于癌症的三倍。     

    風險讓我們搞錯目標 當然，風險也不是都不好。如果你不想承擔風險，大可不要走出門外，不要去上學、駕車、生小孩、送出研究經費申請書、墜入情網，或者在大洋中遊泳。如果不去擔當風險(有時這些風險還相當大)，生活就會乏味，也不能做些有創造性的工作，或者體驗生活。畢竟，生命是一個必死的疾病，對人類來說，當日子走到盡頭時，死亡率為百分之一百。 可是一旦出了事，人們對于風險卻是愈看愈壞的。我們都看到了全球航空公司TWA800班機失事後的餘波蕩漾：從這失事蔓延出對飛行的不安，更加嚴密的安全措施，報紙上一日又一日對于傷心家庭的報導，還在進行中的失事原因調查，以及如何可以防止這類慘劇重演的檢討......到現在我還不能從這個震撼中安全復原回來。 而在同一時候，世界上每日有數以萬計的兒童死于很普通的因素，如營養不良、疾病。這數目相當于每日有一百架載滿了兒童的巨無霸客機在空中爆炸。關心800航班死者的人多于關心這些兒童命運的人，不是心腸硬或無知，而是因為我們的腦筋就是這樣子作業的。某種慘劇有衝擊力，某種沒有。專管我們知覺意識的器官特別專注于不常有的、與個人有關的、不正常的及戲劇性的事件。

    這不能說我們無知、只能說是人的本性。 可是這種對風險的歪曲認識，會造成很嚴重的社會後果。我們把社會資源對準虛幻的目標，而完全忽略了真正的危險。例如父母傾向于把濫用毒品及被陌生人綁架，列為對他們的子女最大的威脅。可是每年有上百倍的兒童死于嗆噎、火燒、墜落、溺水及其他公共安全措施所忽略的意外。 我們花了百萬又百萬的金錢，去和國際恐怖分子搏鬥，早晨穿上作戰用的全套偽裝衣著去散步，以免感染到致命病毒。而在同一時候，我們又可以看到許多很重要的、卻不為人關心的問題，就如我們很熱心地把每一個輕犯都關入監牢中，而把殺人慣犯請到我們的臥室來。如果我們要把錢用來對付真正致死的因素的話，我們應當去應付自殺，而不是去對付石棉(礦物質纖維。常與石棉接觸的人會因為吸入石棉纖維而犯石棉沉著病，無法醫治。) 都是心理因素惹的事 顯然，數字不足以使風險評估有意義；產生統計數字的脈絡及背景也要計算進去。

    以癌症的統計數字為例，大家一聽見癌症罹患率不斷增加，心中就會感到恐懼。可是，至少有一個簡單的原因，可以解決為什麼罹患率持續增加，那就是人們活得更長了，長到足以得到癌症。 某些我們從統計數字而下的斷言，根本是很蠢的。物理學家路易斯(HalLewis)在他的書《科技的風險》中寫道，一個步行的人，每一英裡被車撞死的可能性要比駕車的人還大。那麼是否我們就可以下斷言，既然駕車比步行安全，因此，所有步行的人都要被驅入車中去? 狄更斯19世紀英國大文豪狄更斯有一次以宣傳不乘火車，來點出誤解了風險數字的荒謬性。這個故事如下：在12月底的某日，狄更斯宣布，在那年末他不再搭乘火車，"理由是英國每年鐵路意外事故的平均額度尚未滿，因此意外事件就要發生。" 純粹只有數字的比較，也是不能為社會接受的。有一年，當俄勒岡州決定以醫藥收入和成本的比值來打醫療服務的分數時，醫療重點就截然不同了，例如醫治吸吮拇指、齒列不正、頭痛等，在優先程序上要比醫治囊腫纖維變性及艾滋病排得更靠前。 畢竟你在衡量哪些是風險時，你的考慮和你的生活及生活方式有關。吃不飽食物的人，不會愁蘋果是否沾了"阿拉"。每日都要面對家門外暴力事件的人，不會愁若搭上前往巴哈馬島的飛機是否會遇上劫機。

    對風險的態度是在文化背景中培養出來的，深深受到從心理到倫理、到信仰的影響。 除了文化背景之外，另一個能在矛盾的信息迷宮中看出風險的必要因素，是心理。例如，燃眉的風險在我們心中產生的恐懼感，要比遠憂大得多；教青少年把長期的危險如抽煙看成嚴重的事，那比教年長些的人更困難。 抽煙也是一件人們相信自己能控制的事，因而使這風險更能為人所接受。大家似乎對二手煙要比對抽煙更敏感，至少部分原因是因為抽煙者有所選擇，而吸入二手煙的人則沒有選擇。 一個廣泛的原則是，人們對于自己無法控制的風險作了過度的估量，而對于認為自己可控制的則聳肩不顧。因此，我們去滑雪、跳傘，卻對石棉恐懼；或者一想到一家無名無姓的化學公司把添加物放入我們的食物中，那就更加討厭及恐懼了。可是我們自己放入食物的添加物，如鹽、糖、奶油的危險性，其實比那些添加物還大上幾百萬倍。 

    也基于類似的原因，大家似乎都不能接受飛機意外事件，因為在機艙中綁上安全帶以後，我們就無法控制要發生的事了。在TWA800班機失事後的民意調查中，極大多數的人說，他們願意多付50美元附加費在來回票價上，如果這樣做可以增加飛行安全的話。可是同一批受訪者卻反對增進汽車安全的措施，特別是如果這麼做就得多花些錢。 "我們可以控制局面"這個想法，也影響到當有事故發生時，我們去責怪哪些人。多數人不願以公眾的金錢去支付因抽煙或騎摩託車而傷亡者的醫藥費，因為我們認為這些人自作自受。有些人對艾滋病或精神病患者的態度也一樣，因為他們認為這些病的起因是性格方面的問題及個人道德問題。 另有一種奇怪的觀念扭曲，就是我們腦中估量出來的失去某物或得到某物的風險，尺度似乎大不相同。每個現在認為是經典的一系列研究，是由史丹福大學心理學家特佛斯基及卡尼門合作完成的，他們的結論是，人們遭遇到小風險時，多會退縮，盡管這麼做可能會犧牲很大的利益。 

    在他們的研究中，他們曾要求許多醫生，在對付一種預估會使600人喪命的稀有疾病時，請在兩種策略中選其一。策略A承諾說，可以醫好200人，其餘的人都會死。而策略B則承諾，每一人都可以醫好的幾率為1／3，醫不好的幾率為2／3。為了要下必贏的賭注，這些醫生選擇了策略A。可是把同樣的選擇換一種口吻說出時，他們都先策略B。新的口吻不說策略A可保證在600人中能救活200人，意思反而是，策略A會使得四百人必死。換句話說，人們經常會冒很大的風險去防止某些損失，可是肯為了可能的得益去冒風險的意願就小得多。跑進失火的房屋去救一只寵物，或者去和搶你錢包的搶匪格鬥，都是極冒風險的賭博，可是許多人重復再三去做，以保存他們關心的東西。同樣的這批人可能不會冒一些麻煩的風險，例如把汽車的安全帶系上，即令這樣做，可能的得益大很多。 一鳥在手似乎比兩鳥在林更有吸引力；即使手中持著這只鳥會帶來危險，而叢林中的兩只鳥是鍍了金的。 

    當我們在判斷做與不做的風險時，情形正好相反。你常會認為真正去採取行動的風險，似乎要比不採取行動的風險大，即使不採取行動的風險可能大得多。 自然原因的死亡，如罹患癌症，要比意外死亡或遭謀殺更易被人接受。這也許是基于同一個原因：數以千計的飢童，比飛車開槍殺人更令人見怪不怪。前者是漠視的行為──沒有人介入去幫助，把糧食或醫藥運過去。後者是犯罪──有人扣下扳機。 同樣的，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更可能去扣住一種可救極大多數人的藥品，不放行使用，只因這種藥可能對少數人有害。他們寧可讓許多人受苦，也不願採取行動，只因為知道這行動對某些人有損害。或者，正如醫師信條所述的：第一前提是不能造成傷害。 人性弱點依然是弱點 任何人都不會詫異：評估風險時，自大的心理也扮演了一個角色，心理上的自我防衛經常把我們導向錯誤的結論。